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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上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研究
2017-03-06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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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政府在經濟新常態下,從經濟深層次特征出發所做出的重大經濟戰略決策。習近平總書記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促進經濟高效可持續增長,通過市場驅動和政府推動的有機結合,實現資源要素有效供給、質量提升和高效配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深化金融改革創新,作為服務實體經濟主要動力的金融業加快創新,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動力,就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因此,對金融支持上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開展系統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供給側改革的意義


(一)供給、需求與經濟轉型發展


兩個多世紀以來,圍繞經濟如何才能發展的爭論從未停歇,“供給派”和“需求派”各執一詞,難分伯仲。19世紀初“薩伊定律”的提出標志著“供給側”經濟學派的開端;20世紀初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后來者居上;70年代經濟疲軟使供給學派再次興起;但緊接著又淹沒于新凱恩斯主義的浪潮之中;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供給管理強勢回歸,再次引起了關注。


(二)供給側改革的背景與意義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與傳統的需求側重視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不同,供給側強調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自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日趨動蕩,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漫長而曲折,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趨緩。為推動就業和刺激經濟,許多國家推行了極度擴張的需求管理政策。然而,這種需求側的宏觀調控措施,受制于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對投資、消費、出口的影響極為有限。而且,需求管理所帶來的負面效果日益凸顯。一方面,央行向經濟體大量注入的流動性,不但沒有流入實體經濟,反而助長了金融泡沫和資產價格的波動。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財政支出擠出了民間投資,反而弱化了經濟運行的效率。


在此國際環境下,中國經濟供求關系的結構性失衡日益明顯。從投資角度來看,前期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行業增長很快,雖然也帶來了能源工業和重化工業的高速增長,但現在過高的房價抑制了需求,導致大部分預期的投資變成了閑置,變成了必須淘汰掉的產能。從消費角度來看,當前經濟失衡的主要表現是高端商品供給不足,低端產品供給過剩,雖然居民的消費存在大量上漲空間,但居民消費升級的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從出口角度來看,由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商品出口,其優勢正逐步喪失,一方面受到來自東南亞、南美等欠發達國家更低勞動力成本的激烈競爭,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的低迷進一步壓縮了國際市場。


因此從未來的發展上看,無論是在需求側還是在供給側,改革都應該繼續推進。但目前更主要的矛盾是在供給領域,單靠需求端的刺激已經不能滿足現階段宏觀經濟管理的需求,其政策的邊際效力也逐年遞減。解決影響中長期增長和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就需要通過加強供給側的改革,更加側重于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自我調節功能,達到在生產領域優化結構的目標。


(三)以創新為引領推動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是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和轉型升級。供給側改革的成功與否,依賴經濟主體的創新潛力的充分釋放,以及市場在決定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能否充分體現。通過市場機制,給各類產品和服務的創新以合理的回報,并分散相應的風險,就可以鼓勵創新,加快形成新的經濟業態,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


1.轉變政府管理職能。大力推進職能轉變、簡政放權,健全事中事后監管。通過減少政府審批,激發市場活力、需求潛力和發展的內生動力,可以有力推動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促進以開放帶動改革。把中央的相關權力放給地方,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可以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地方政府要創新監管方式,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


2.突出企業作為創新的主體地位。企業是經濟活動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產品和服務的最終提供者,是供給側改革的主要發動力量,在供給側改革中,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都要通過企業的經營行為加以組合,形成生產函數并接受市場的檢驗。我國目前國有企業居于壟斷地位,創新動力不強,通過推動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增加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同時鼓勵民營企業提高研發投入,為企業通過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降低經營成本提供支持。


3.促進金融創新為經濟結構調整服務。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由于監管低效、產品雷同、競爭無序等原因,對實體經濟結構轉型的支持不足。因此,要促進供給側經濟結構調整,還需要加大金融創新的力度。通過金融制度創新、金融機構創新和金融產品創新,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充分運用金融衍生工具,支持新興金融業態發展,為企業創新和轉型升級提供有力的支撐。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


對一國經濟來說,技術、勞動力、資本及創新等影響供給的因素,其結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特征,當前中國的供給側結構調整主要表現為“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


(一)去產能


產能過剩指的是總供給不正常的超過總需求,這樣會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使經濟增長面臨下行的壓力。所以需要清除僵尸企業,淘汰過剩的產能,升級產業結構。目前我國傳統行業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化工、煤炭等行業多數存在供大于求的問題,產能過剩的局面較為嚴重,在需求沒有得到有效放大的背景下,最終產品的價格就很容易下跌,企業的利潤就會被侵蝕。煤炭,鋼鐵,有色虧損面呈現出連年上漲的趨勢。截止2015年,鋼鐵和有色虧損面均達到了25%,煤炭甚至突破了35%。


主要有三大原因造成了我國的產能過剩: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企業投資激勵的扭曲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大規模刺激。宏觀層面,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經濟一直在高速發展,大量投資涌入鋼鐵、水泥、煤炭等基礎產業,使得這些行業的產能快速增加;然而金融危機后市場整體需求低迷,但投資仍保持較快增速,最終導致投資過度,供給遠超需求。其次,在目前這種政績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出臺各類優惠政策如揠苗助長般“驅動”著經濟增長,更有甚者,如設置破產退出壁壘等措施,違背市場規律,病態的刺激著經濟。再次,08年金融危機后,政府為穩增長實施了大規模刺激計劃,形成了大量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這些刺激政策對于中國經濟企穩回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毫無疑問也加劇了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對經濟的具有嚴重的危害,由于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化工等產能過剩行業的產品幾乎覆蓋了全部工業行業的中間投入品,因此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和產品價格下跌將導致整個工業行業投入品價格的長期下跌,加劇通縮的壓力。產能過剩還會抑制企業投資意愿和能力,降低總需求。產能過剩使得中國資源錯配的現象長期存在,產能過剩行業占據資源,不利于促進新興行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去產能的措施可以分為三類主要方式:1.行政上從源頭控制新產能的產生。例如停止審批新建項目、停止增加產能的技術改造項目。2. 以兼并重組為主,提高行業集中度,擴大企業規模,實現規模經濟。通過整合資金、技術等資源,實現資源的共享或互補,減少市場惡性競爭,提高企業自身的競爭能力,在去產能的同時推進了產業升級。3.實行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服務業和新興產業發展,優化產業結構。


(二)去杠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活動持續擴張,對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支持作用,但同時使中國經濟的債務水平達到較高的水平。以總量來衡量,2014年底中國M2/GDP之比為193%,這個比率遠遠超過了全球樣本的平均水平63%,只有日本(240%)等少數國家的比率比中國更高一些。


2008 年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的杠桿率增長速度超常發展,2008-2015 年期間,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出現了大幅上升,猛增58.1%,即使不考慮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杠桿率也上漲了45.4%。非金融企業的債務來自于三方面:銀行傳統信貸、金融市場債務工具發行、類影子銀行的信用融資(主要包括信托貸款、委托貸款、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等)。同期政府部門的杠桿率出現了較快上升,2008-2015 年期間增加了16.5%,政府債務增長主要是由于政府加大了對基建設施的投資力度,其來源主要有地方融資平臺相關的銀行貸款、城投債以及基建信托。居民部門負債 2008-2015 年期間上漲了21.5%,居民債務增長主要來自于住房按揭貸款的增長,其次,來源于汽車貸款和信用卡貸款,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相對較低。


中國經濟杠桿率的增加,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1)金融危機后,為防止經濟大幅下滑,政府采取寬松貨幣信貸政策。央行資產負債表明顯擴大,而信貸、M2、社融等放映實體經濟融資狀況的指標增速迅速提升。流動性寬松,企業大規模借款,最終反映為企業債務規模的快速增加。(2)金融體系改革加速,各種金融機構紛紛設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逐步形成,金融活動擴張速度遠遠高于實體經濟的發展。(3)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迅速擴張融資平臺等債務籌集方式,導致地方政府對債務的高度依賴。


適度的杠桿對經濟有益,過高反而會拖累經濟發展。首先,在高杠桿的環境中,產能過剩行業仍能得到投資,信用資源不斷被無效占用,投資回報率連續下探,一定程度上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出效應。其次,高杠桿會加大金融風險和經濟波動,股市、房市、匯市的過度波動,最終仍會傷害到經濟活動。第三,高杠桿還會引發貧富分化加劇的負面效應,因信貸投放過多,很多未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推高資產價格,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從國際歷史經驗來看,政府去杠桿無非五種情況:債務減記、債務貨幣化、加稅減支、寬貨幣減少利息支出和提高經濟效益。在我國,如何去杠桿,根本上還是要依靠市場化改革來實現。一方面,對于基建、房地產等產能飽和甚至過剩的行業,以及部分回報率偏低的行業,以市場化手段操作,投資該減則減。另一方面,要引導金融服務實體,防止資金空轉,要加強金融監管,嚴厲打擊非法集資、市場炒作等亂象,打破剛性兌付,降低金融風險。


(三)去庫存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進程中,許多行業急速擴張業務,搶占市場份額,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庫存,因此也導致資金周轉速度減緩,其中尤以房地產、鋼鐵、煤炭、建筑材料四個行業最為嚴重。


對于鋼鐵、煤炭、建材行業來說,經濟增長是緩解庫存的主要措施。但房地產有其特殊性,房地產周期緩慢、持久且振幅很大。2015年,我國房地產施工面積高達 73.6 億平米,是待售面積的 10 倍多,去化時間已經接近 6.3 年。而且,房地產在不同地區和城市差別明顯,各地區房地產庫存呈現三軌運行態勢。三四線省市庫存基數明顯偏高,同時由于其銷售彈性低,庫存問題最嚴重。一二線庫存水平差距相差不大,但一線城市由于其銷售彈性高,庫存壓力相對較小,二線城市銷售彈性適中,庫存有壓力,但有解決潛力。綜觀整個房地產市場,主要存在著庫存高、區域分化明顯,去庫存任務復雜艱巨,一線價格泡沫和三四線庫存泡沫并存等問題。


去庫存短期靠寬松的貨幣政策,長期需靠市場機制。房地產短周期主要受利率、抵押貸首付比、土地政策、稅收等金融政策影響,長周期主要受經濟增長、城市化、人口結構和數量等影響。短期看,金融政策對去庫存效果明顯,但會產生一定的副作用。長期看,解決庫存問題的核心,是建立良好的供求平衡調節機制,出臺與農民工市民化、城鎮化等相適應的人口政策。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業兼并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四)降成本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靠降低成本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隨著時間推移,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工成本、企業融資成本、稅費負擔等各類成本卻越來越高,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擠占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到2012年以來,我國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占比一直維持在85%左右的高位。企業的成本主要分為內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內部成本就是企業自身經營發展所產生的成本,如生產要素成本,勞動力成本等。外部成本是企業無法控制,取決于生產因素之外的成本,例如稅務成本,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不斷提升,單位勞動力成本不斷的上行,2012-2015年城鎮單位名義工資增速比名義GDP增速平均每年高2.3%,相比之下,技術創新帶來的成本下降卻是微乎其微。在政策層面,外部成本更需要關注。雖然我國直接稅率相對并不高,但是非稅負擔繁重,除了明確規定的各種稅種之外,企業還需要繳納各種行政事業費及政府性基金。2015年,中央層面行政事業收費清單有兩百多種,政府性基金四十余項,我國廣義非稅收入占政府收入比重超過40%,遠高于世界主要經濟體。就制度性交易成本而言,雖然我國近年來在不斷推進簡政放權,但對企業來說,各種審批行政事項仍然較多。同時,存在明顯舊有路徑依賴,簡政放權政策并沒有落到實處,直接或間接導致企業交易成本的增加。


要降成本就需要:(1) 實現政府權力體系與市場化改革目標的兼容共生,簡政放權落實到實處,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2)完善稅收制度和收費機制,優化稅制結構改革和稅率,出臺更多針對特定行業稅收優惠政策,實施精準降稅措施。(3)降低實體經濟勞動力的相對成本。例如政府可以幫助建立各種形式的求職招聘信息平臺,幫助勞動者和企業進行對接,提高二者之間的匹配效率,緩解招工難和就業難同時存在的困局。(4)全面推進金融體系的改革,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利率市場化降低全市場的平均融資成本,定向融資政策引導資金流向小微企業等資金極度缺乏資金的部門。


(五)補短板


與去產能做“減法”相比,補短板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加法”,即針對當前市場供需失衡的癥狀,補足供應短板,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增加有效供給。我國已成為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制造業強國,與先進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主要的短板表現在:(1)自主創新能力薄弱,研發設計水平較低,關鍵共性技術缺失,總體仍處于跟隨模仿階段。(2)基礎配套能力不足,核心零部件嚴重依賴進口,先進工藝等基礎能力依然薄弱。(3)產業結構不合理,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能不足,產業同質化競爭問題仍很突出。


而且在第二產業去產能的同時,必須要有服務業補短板相匹配。第二產業去產能必然會引發職工下崗、轉崗等就業問題。而服務業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對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都起著重要的作用。發展服務業有利于促成勞動力的跨部門流動,也是未來勞動力要素流動的主要方向。但是,我國服務業總體發展水平落后,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和就業比重明顯低于美、英等發達國家和印、俄等發展中國家。從服務業結構來看,批發零售、交運倉儲、住宿餐飲等傳統服務業在全部服務業中所占比重過高;代表經濟轉型未來方向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制約制造業升級;健康、養老、醫療等服務業供給不足,不能滿足居民消費需求。


解決制造業短板的主要措施是推動實施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強化制造業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基礎技術和產業支撐能力,加快構筑自動控制與感知、工業云與智能服務平臺、工業互聯網等制造新基礎。鼓勵企業研發投入,加快計算機輔助設計仿真、制造執行系統、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工業軟件產業化,強化軟件支撐和定義制造業的基礎性作用。解決服務業補短板的有效路徑進一步開放市場,放寬行業準入標準,發掘市場在資源配種中的決定作用。


三、金融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


(一)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是我國金融的主體,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中流砥柱。商業銀行可以通過降低信貸杠桿、優化信貸結構、金融產品創新,帶動全社會落實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任務。


1.降低信貸杠桿,主動清退“僵尸企業”貸款,驅使去產能的推進。過去,由于地方政府的干預,商業銀行清退貸款面臨著較大壓力,相當部分信貸資源被低效產能行業所占用,造成信貸資源的無效使用,市場不能及時出清。現在,供給側改革明確了政府的權力邊界,為銀行清退“僵尸企業”貸款創造了良好條件。


2.優化信貸結構,重視信貸流量。過去商業銀行更多的是關注新增貸款,也即信貸余額的絕對增長,但現在更應該關注新投放貸款,它不僅代表了絕對增長,還包含貸款到期后收回再貸部分,是一個“流量”概念。雖然新增貸款數量有限,但通過充分挖掘新投放貸款,引導資源流向那些產業優化升級、科技創新的企業。


3.推出創新型金融產品,用市場化的方式處理不良貸款,企業兼并重組等問題。除上文提到的不良貸款證券化的方式,設置企業并購重組的金融產品也是商業銀行未來發展的一個方向。供給側改革一定會帶來企業間大范圍的并購重組。商業銀行在間接融資方面可以推出并購貸款以及各類風險置換產品(期限置換、利率置換等),幫助企業取得充足的資金來源。在直接融資方面,商業銀行可以嘗試并購債券等創新工具,借此釋放企業抵質押資產,提高企業的資產流動性,降低其融資成本。


(二)保險公司


保險業在供給側改革關鍵在于兩點:一是圍繞新常態下社會結構轉型、消費習慣變化等新趨勢,不斷地優化保險產品的供給;二是完善市場機制,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保險供給優化的切入點是民生,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由于現代社會人們的生活習慣無時無刻不再改變,創造出適應社會需求的產品至關重要。優化供給主要分為兩方面:保險產品的優化升級,保險服務的創新改革。,目前我國正在推進的保險產品創新有個人稅收遞延型保險,傳統養老模式向醫養轉變等。保險服務的創新改革貫穿保險產品售前、售中和售后等多個環節。現在越來越多的商業健康保險進入市場,與此相匹配的保險業服務也應該從單純的報銷向病前、病中、病后綜合性的健康保障管理方向發展。


全力推進保險業市場化改革,提高保險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金融綜合服務能力。不斷創新險資的運用方式,加大對科技型小微企業、新興產業的支持力度。運用債權投資計劃、股權投資計劃等方式,支持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設。還可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上作出一些新的嘗試,如在健康養老保障方面、環境污染方面、醫療安全方面、安全生產方面等領域里大力推進責任保險發展。


(三)證券投資機構


實體經濟和資本市場相輔相成,實體經濟下滑最終將拖累資本市場的發展,幫助國內實體經濟走出困境是資本市場當下的重要使命。要解決當前企業有效投資與有效需求不足、融資難融資貴的難題,為實體經濟提供資金支撐是資本市場的一項重要任務。而券商作為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中堅力量,在促進實體經濟快速發展中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而言,證券公司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助力供給側改革。


1.證券公司可以利用其強大的投資研究能力和投資咨詢業務能力為企業并購重組等提供顧問咨詢服務。去產能和去庫存遠不是供給側改革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去產能、去庫存以后,將產業的劣勢補齊,發展新興產業。而這必然會關系到企業的并購重組以及行業整合。而券商對于投資銀行業務的專業性可以為這些企業制定專業的兼并重組方案,實現企業之間最佳整合。


2.證券公司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幫助企業實現結構性融資。證券公司可以為企業量體裁衣,提出對企業最適合的資產證券化產品。例如信貸資產證券化可以幫助銀行提高資產周轉率,降低信貸資產的風險;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可以盤活房產公司的存貨,減少房地產企業風險。


3.證券公司可以幫助企業拓寬融資渠道。作為投資融資中介,證券公司可以幫助企業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例,優化股本融資結構。


(四)其他金融服務


1.私募股權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機構一般關注擴張期投資和Pre-IPO的投資,注重與投資高成長性的企業,以上市退出為主要目的。風險投資機構一般針對的是早期的項目,初具規模但商業模式還不夠成熟的企業,投資額相對較低。由于兩者定位的差別所以導向的目標項目也會有差別。本身已具備一定的規模,但是暫時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可以向PE尋求幫助,而作為本性逐利的PE在暫時不景氣的產業也可以發現價值低估的企業。這樣構成了一套市場淘汰機制,好的企業通過PE存活下來并發展得更好。而VC關注的更多是初創企業。當前,國家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補足服務業的短板,因此帶來了各類有潛力的公司在市場上的涌現,VC為他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來源,同時,由于如今的市場面臨嚴重的資產荒,這些有潛能的標的為市場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2.融資租賃。融資租賃有利于緩解非金融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拉動企業設備投資,帶動產業升級。在供給側改革中,應鼓勵金融租賃公司適度擴大租賃物范圍,積極發展成套設備等融資租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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